(资料图片)

婉卿代表着不输于命的智谋型的人格理想模式，我们看在大革命中，婉卿以智谋迎北伐军入城，又操纵今觉良才的刺杀行为，同时还可以看到如何有远见洞明十里洋场的生意经，冷静权变地入股王伯申的电灯公司，婉卿并不热心于从政或者从商，但她却主动在政治经济层面以智取胜，从此达到独立和自信，这一点是跟《子夜》中民族资本家吴孫甫所不同的一面。

吴孫甫不屈于环境，命运，但与婉卿的“百年力与命相持”的宗旨是相同的，但他的才智却缺少婉卿的进退自如，缺乏“行圆志方”的优势，吴孫甫受西方特立独行和强烈的占有垄断资本的影响，精明强干却色厉内荏，可以看出他有外强中干和遭遇挫折一蹶不振社会历史性的特征。

易遭受失败和四面楚歌的社会环境总是这些民族资本家的命运染上悲剧色彩，茅盾正式在这种不断探寻主人公一样的焦灼，怎样的人格力量和文化操守才能在乱世中保持平衡且趋于完美是茅盾先生一直追寻的问题。

看起来，重塑民族精神是他在《霜叶红似二月花》中寻找新方向，实际上吴孫甫身上也有明显的儒家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气概，而婉卿也是如此，百年力与命相持，不向命运低头，主动入世使她远离朱行健背时和可笑，把儒家这一主动进取精神带到现代社会中，并以此反驳和拯救黄和光道家无为状况，而至为关键是她智谋中雄强背后策略性行为。

婉卿进则能谋庙堂之事，退则能赏山林之美，悠游于诗酒间，与亲朋好友把盏唱和，这是传统士人的文化策论和自由精神，保持自由和主动的新型人格模式，这与吴孫甫强进型精神取向大异其趣的。婉卿在作品中大放异彩，主要原因是新旧传统文化互补的魅力，婉卿正是柔和了两类女性的刚与柔，沉静与果断，传统守候精神与现代主动自由的西方精神，婉卿是中西合璧，完美女性的理想模式，以她内在的文化精神解决了吴孫甫之类的悲剧。

结合作者对婉卿女丈夫般大加赞赏，我们可以看出她作为女儿，妻子，女主人等不同身份所具有的女性特征，首先在外貌反复描绘，多次借宝珠，黄和光，钱良才等人物来衬托婉卿。

正所谓吴孫甫似的强弩易折到婉卿以柔克刚，刚柔相济，通过她的阴柔韧性无疑包含了对吴孫甫一类强硬型男性对比性评价。

茅盾本人的理性思维对赵王二人斗争模式的熟悉，在感性上对徇如，黄和光，这一类青年的软弱和对婉卿一类成熟少妇的偏爱。

茅盾在时隔三十多年后续写了《霜叶红似二月花》这部巨作，由于受到政治上的影响和身体每况愈下，没能将这一大作真正完成，他的儿子韦涛先生整理了他的续稿，后来得知刘毅然要拍摄茅盾先生的作品，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作品，韦涛特意将《霜叶红似二月花》和续稿献出，经过刘毅然，余华等人二次创作，使得这部作品搬到银幕，这就是大家看到以陈红为主演的《霜叶红似二月花》。